5月22日，东莞-维尔纽斯中欧班列中国邮政专列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卸货。这趟专列载有来自东莞及周边地区的41个标准集装箱、共260吨国际邮件，包括服饰鞋帽、玩具箱包、电子产品、家居用品等。（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物流的海运、空运不同程度受阻，横跨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凭借独特优势，开行量和货物发送量逆势上扬，为稳定国际供应链，助力全球共同抗疫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出了中国贡献。

在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里，也重点提到了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指导意见》还提到了强化开放大通道建设，其中要“优化中欧班列组织运营模式，加强中欧班列枢纽节点建设”。

如何理解共建“一带一路”与新时代背景下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关系？当这两者相结合，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疫情下 中欧班列三项指标创单月最高纪录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疫情暴发之前，海运一个集装箱的费用约为1500美元，空运为20000美元。疫情暴发后空运费飙升。提供航空货运价格信息的TAC指数显示，在3月至5月期间，上海至欧洲的航空货运成本上涨了四倍。这也让许多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欧班列。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官网了解到，今年4月，中欧班列共开行979列，运送8.8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46%、50%，综合重箱率97.8%，总开行数量和去、回程班列数量三项指标均创单月历史最高纪录。今年1至4月，中欧班列共开行2920列，运送26.2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24%、27%，综合重箱率98%。

对于中欧班列在此次疫情期间的亮眼表演，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黄日涵表示：“中欧班列的运行在这次疫情期间对于防疫物资的保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意义在于加深了沿线国家对于参加‘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性的认识。在意大利和哈萨克斯坦都有许多人感慨，觉得中欧班列不仅仅能够实现物流的互通，还能在特殊的困难时期带来巨大帮助。”

5月9日，装载了50个标准集装箱共294.42吨国际合作防疫物资的中欧班列从武汉开出，驶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另外，黄日涵还表示：“互联互通和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趋势，因为各国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也正是因为这次疫情，大家更加认识到了互联互通的重要意义。没有互联互通，连基本的物资都过不来。在这个疫情肆虐、到处锁国的情况下，中欧班列的亮眼表现更是折射出了人们对于互联互通和全球化合作的渴望和向往。”

疫情下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量高

5月17日发布的《指导意见》重点提到了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其中，强调了要“强化开放大通道建设”、“优化中欧班列组织运营模式，加强中欧班列枢纽节点建设”。

对于共建“一带一路”与推动西部大开发的关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示：“自从我们党提出要加快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以来，开放的广度、深度标准都要提高。开放的中心不再只是东部沿海地区，而是要全面开放。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选择。”

徐洪才还指出，疫情发生之前，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一直在帮助沿线国家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其自我发展的能力。疫情发生之后，这些国家对于防疫相关物资的需求都有所上升，中国也有责任帮助其改善和提升公共卫生治理的基础设施，“将来疫情结束之后，我们依然会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指导原则，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合作，这就和我们广大西部地区的开发息息相关，必须夯实合作的产业基础。”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2.07万亿元，同比增长3.2%，高出我国外贸增速9.6个百分点，占比达到31.4%，比重超过3成。

对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黄日涵指出，这表明了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正确的决策。尤其是在中美贸易出现博弈或者摩擦的时候，中国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产生效果。“这有利于我们度过困难时期，也说明了世界贸易的格局更加多元化，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更加多元化。”

《指导意见》提出，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重提西部大开发 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

在谈到党中央、国务院为何要在此时重提西部大开发时，徐洪才表示，现在重提西部大开发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由于在新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疫情正在对全球经济造成罕见的剧烈冲击。疫情之后，保护主义思潮可能进一步抬头，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外部环境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要一路向西，拓展我们的发展空间，提升自身抗风险的能力。”

《指导意见》指出，新时代继续做好西部大开发工作，对于增强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能力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徐洪才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得到了充足的发展，而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平衡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区域经济发展要求我们谋求协同发展、平衡发展，所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本身也是在分散不平衡发展的风险。”

对于《指导意见》提出西部地区要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徐洪才指出：“党和政府对于西部地区开发、开放的指导方针是一贯的。在过去20年里，党和政府一直都在坚持执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对西部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基础。现在西部地区要在这个基础之上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创新经济发展新动能、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用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等，这些都是新发理念所要求的。西部地区的各行各业都要主动抓住这个机遇。”

不过，徐洪才也指出：“虽然西部地区在过去20年里从整体上都得到了发展，但由于历史原因、地理条件等因素的长期制约，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发展并不均衡，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西部大开发更要重视区域内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