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芮泽（马丁·赖泽尔）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芮泽积极称赞中国减贫40年是非凡的成就，他说，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全球绝对贫困标准衡量，仅中国减少的贫困人口就占到同期全球减少的绝对贫困人口的3/4。

日前，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共同发布《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报告，分析过去40年中国减贫的主要驱动力量，总结中国减贫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

芮泽就这一报告回答了记者的采访。“中国的成就是非凡的。”芮泽表示，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反过来，经济增长是由于私人和公共部门的高投资率，以及就业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家庭收入也因抚养比下降而增加，换言之，劳动适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提高。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催化了经济转型过程，帮助中国追赶东亚其他国家。

芮泽表示，在过去的十年中，对贫困家庭的公共和私人转移支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经济转型，以及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都得到了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政府的支持。政府为公职人员创造了高绩效导向的激励机制，各级官员协调一致进行减贫行动。

“我很喜欢访问许多农村地区。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庄里，我与当地扶贫工作队的队长交谈，他是一位来自省会的年轻工程师，在村里工作了三年。他学习了当地语言，因为这对他做好工作至关重要。我感觉到他们真诚地致力于改善当地的生活。”芮泽说，另一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是，地方的扶贫开发建档立卡信息系统，“这是有针对性的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这些数据库使穷人及其需求能够得到明确确认。”而这些减贫数据的公开，有助于研究人员用来分析减贫政策的影响和效果，以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和理解中国扶贫。

芮泽表示，最近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纳入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的尝试，让他深受鼓舞。“我有幸在贵州品尝了美味的有机绿茶，并参观了广西稻田养鱼农场，这为农民提供自然水体净化、土地肥料以及额外的农业收入来源。这些例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芮泽非常关注中国推进共同富裕。他表示，他所理解的“共同富裕”是对机会平等的关注。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挑战将是确保平等获得优质服务，特别是医疗卫生与教育。许多摆脱极端贫困的人们仍然容易受到健康问题冲击的伤害，他们需要得到足够的保护。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在机会方面仍有欠缺，他们所在学校的质量还需要提升，也无力承担课外辅导。许多非正规经济中的农民工应当更多地从社会保险中受益，以帮助他们应对现代服务型经济的波动。

芮泽说，解决这些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问题，地方政府承担了重任，但它们缺乏财政资源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期望。因此，“我认为，为了有效地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中国还需要进行财政改革，以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并改善转移支付制度，使其更加公平和更可预测。”

芮泽表示，所有发展努力最终都是为了人民，为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世界银行关注减少绝对贫困，也旨在确保最贫穷的人们从发展进程中受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享繁荣”。“如果你看看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显然是符合这些原则的。贫困率大幅下降，在整个40年期间，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消费增长率约为6%。以消费衡量，这显然是人民福祉的巨大改善。在同一时期，人们获得医疗保健、教育、住房、供水和环境卫生设施的机会也得以长足改善。值得重申的是，这些方面得以改进的驱动力是经济增长。”

芮泽认为，确保人们获得平等的教育和经济机会，将是确保处于收入分配最底层的人未来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中国也可以像发达经济体那样，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采取更多措施减少不平等。

芮泽表示，中国的减贫故事是一个增长和经济转型的故事。改革开放是中国减贫故事的开端。高储蓄和高投资率、基础设施的大量公共投资、高初始的人力资本禀赋、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出口导向和良好的治理为中国减贫提供了支持。根据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约15年前的分析，中国的这些特征与其他高增长的故事有相同之处。“这一发现非常值得重申，在我看来，中国的成功就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

对于中国减贫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芮泽认为，中国的具体政策、渐进的改革方式以及基于绩效的激励机制，这些都是独特的，不容易转移到其他国家。但在微观层级，中国有许多很好的实践案例，包括如何利用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创造当地就业和机会的手段，如何利用农业推广服务帮助农民生产现代化，或者如何在乡镇企业中利用强力管理激励措施，以实现巨大的创业活力。